北京胡同、四合院形成的礼制宗法条件及风水理念

北京胡同、四合院作为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已经完成了其几千年来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胡同、四合院的产生、存在的历史环境已变化，其使用功能也随着现代技术的出现在退化。更主要的是产生胡同、四合院的思维、理念的支配作用已消失。

 

胡同、四合院以新的身份“历史文化遗产”出现在北京，从这一角度，引起新的一轮关注热潮。如何在保护好这份“遗产”躯壳的同时，保护其深邃的内涵和精神理念，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一、从社会学角度看四合院形成的宗法因素

 

考古材料证实，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遗址就已出现四合院。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资料是陕西岐山周原地区西周早期遗址(图一)。相对封闭的庭院式建筑布局最早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那是一种为抵御自然界的伤害和部族间的战争而选择的建筑保护形式。而庭院内部各房间的分工，又与原始社会的氏族崇拜、宗族制度等原始礼制有关。

 

原始社会中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建筑从半地穴式，逐渐发展成为地面上的建筑，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氏族聚落，奠定了庭院建筑的雏形。这种庭院的再发展成为商周时期对称的院落格局，即四合院。四合院的居住方式能够沿续几千年，它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念就是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上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指出：“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而言，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

 

故穴居野处时，其情况余不敢知，其既为公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切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

 

①宗法制度体现在居住形式上，出现了以聚族而居的群落，进而形成庭院形式的四合院，大约在商末周初。从宗法制度的广泛意义上来讲，四合院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体现尊卑有序，维护尊长特权，以巩固统治秩序的建筑形式。小说《红楼梦》中所依据的建筑格局是四合院使用中宗法制度最好的注释。

 

四合院是宗法制度这一理念的建筑表现形式。如同宗法制度是一个影响各个领域的思想理念一样，四合院也是个广泛的建筑理念。它不限于住宅，宫殿、王府、寺庙、宗祠、官府等都采用四合院的形式。受到生产力发展和激烈社会变革的影响，商周以来那种典型的宗法制度到战国后已很难维持其先前的形态了。

 

所以后世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②“封建废，而宗法格不行。”③但四合院的家庭居住形式作为以血缘为纽带，在各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维持宗族形式，规范家族行为的规范和办法，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久盛不衰。四合院深深地打上了宗法的烙印。

 

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最能体现古代社会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家族制度基础深厚的中国，四合院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维系亲情，并体现不同宗族成员的不同地位。无疑，四合院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同一宗族的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住所，共同的墓地，这种宗法制度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传承千年的精神支柱，而四合院则是这种思想理念的物质家园。

 

建筑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同地理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相比，社会意识是决定建筑形式的主要因素。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居住遗址就是由一座居中的大型方形房子和围绕大房子的数十座小房子组成。不难想象，当时，大房子是氏族公共场所，而每个小房子则是一个共产制的小家庭经济单位。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氏族公社的组织情况。进入文明社会后，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成为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思想统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

 

中国古代家庭结构在秦以前一直实行大家族制。秦初，商鞅变法，商鞅通过经济制裁手段，“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信其赋”?④，将原来的家族制分解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秦国出现的小家庭是统治者实行垂直散点统治的社会基础。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屡迁大族至关中。从社会意识角度看，中国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体现出“中和”的社会意识；一个是三从四德的专制的社会意识。所有这些，在民居和墓地都有所反映，在宗族势力下，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也都埋葬在本宗族所属的墓地。

 

族居即四合院形式，从一门一户的四合院到恭王府、《红楼梦》的大型四合院；族墓最典型的是曲阜孔氏墓地及遍及中国的祖坟，考古学上的实例非常多，反映在民居形式上凝结成一个承传了几千年的载体，即四合院。从居住建筑形式上基本模式一直沿袭至今日，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被高楼大厦所打?破。

 

二、胡同与四合院的组合

 

四合院依据胡同存在，胡同和四合院构成北京城的基本风貌。而胡同和四合院的灵魂是周礼、周易和宗法。北京城市规划严格依照《周礼》规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现在已发掘的古代大型城市遗址中，能看清其街巷布局最完整的资料是隋唐长安城(图二)。唐长安城最著名的里坊布局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规划整齐的棋盘街成为至清末中国古城的基本模式。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描述了街坊与民居的情景。

 

《旧唐书》：“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⑥唐长安城共有108坊，坊内有十字街巷，这些小巷称为“曲”。?坊是封闭的居民街区，原称为里，唐时改称坊。《说文解字》：“防，或从土。”段注：“防之俗作坊。”里坊是统治者用以治化防民的一个政治手段。

 

唐代幽州也设坊。据周宾《所识小编》载：清康熙年间，有位中官，在西安门内建宅，在挖地基时出土两块唐代墓志，其中一块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真元十五年(790)，卞氏夫人卒，葬于幽州蓟县北坊，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县。

 

”辽南京在唐幽州故址，也有坊的设置；金中都设坊62个；元大都设坊50个。周秦以来，“前朝后市”的城市布局到金元时代开始变化，变化的核心是封闭的坊已不适应城市的发展，开始被开放的街巷所代替。北京城内由里坊至街巷的转变从金中都出现，在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封闭的里坊制已经看不到多少痕迹，而开放的街市制已显示出来。

 

明代北京内城设二十坊。南面设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时雍坊；北面设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灵春坊、金台坊、日忠坊；东面五坊：明时坊、黄华坊、思城坊、南居贤坊、北居贤坊；西面五坊：阜财坊、咸宜坊、鸣玉坊、日中坊、金城坊。皇城六坊：保大坊、仁寿坊、明照坊、积庆坊、安福坊、小时雍坊。外城设八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崇南、宣北、宣南、白纸坊。其中白纸坊一名沿用至今。

 

近代北京城的街巷格局基本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定格于明中期以前。近代北京城胡同四合院的组合格局也形成于元明之际。元大都是按《周礼》设计出来的城市。大都的主要设计者刘秉忠是一位出家后还俗的儒学家，精于《周易》和邵氏《经世书》，大都的设计贯穿着儒家的思想。大都的街道布局依《周礼·考工记》的原则，全城各九条东西和南北的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城内的街道有统一的标准，“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

 

元大都的居民区以坊为单位，按街道进行区划，各坊之间以街道为界，周围设有围墙，将前代传统的封闭式街坊改变为开放式的胡同。元大都内的民居，按棋盘式街道的布局建置。城内的干道以南北走向为主，小街和胡同则沿南北向大街两侧并列分布，元代：“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

 

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通二字本方言。”⑦通即胡同。胡同一词系蒙古语，一般认为是水井之义。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如元代杂剧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直杀一个血胡同”。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等我。”戏文中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至今仍在，是公认北京最早的胡同。

 

元大都内居民住宅就分布在小街或胡同两侧。1965年和1972年两次在北京西直门内后英房发掘元大都居住遗址⑧，该处居住遗址位于大都豫顺坊以东，大约是和义门内以北第八条胡同，这是一处四合院住宅(图三)，其占地8亩，按照元时制度“定制以八亩地为一分”，基本符合此例。整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充分表现出了宋元时代向明清时代过渡的建筑形式。

 

从遗址平面来看，发掘的应是这处四合院的主要建筑的偏北部分。它的北面可能是后花园一类的布置。从南面大门开始，至后花园为止，应相当于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约为70米。?元代的坊、街、胡同和四合院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为我们研究明清乃至今日北京旧城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明代规范的胡同和四合院的格局，应是内城。内城里面皇城外至城墙之间是街、胡同，布局整齐有序。

 

沿胡同两侧排开的若干四合院组成一条胡同；沿大街两侧排开的若干条胡同组成一条大街，若干条大街构成棋盘式的北京。四合院是北京旧城最基本的元素。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种组合的关系，互为生存的条件。宗法制的四合院和礼制法度的胡同的组合，是礼制教化和专制政体的紧密结合，使人们“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⑨元大都是在全城设了50个坊(一说49坊)，但到元末，熊梦祥著《析津志》时，不见坊名的已有30个。而《析津志辑佚》中的坊名亦有30个不见于《元一统志》。可见，大都的坊名在几十年中，曾有很大变化。

 

这些坊，虽有名称及坊门，但已打破了自汉唐以来的严格的封闭式的坊制。坊与坊之间已无高墙阻隔，仅以大街为界。经济的发展，冲破了儒家《周礼》的规范，也使元大都的里坊制发生了变化。就全国都市讲，这种转变，北宋的汴梁初见端倪，南宋的临安已经完成。金代的中都正处于转变时期，在元大都，封闭的里坊制已经看不到多少痕迹，而开放式的街市制更加清晰了

 

据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集》，其时北京有街巷711条，胡同495条。其中内城有九百多条，外城有三百多条。明代的街巷按规划布满京城(主要是内城)。在胡同里是众多的四合院。

 

今天所见北京胡同与四合院的组合正是形成于明清，五百多年来，胡同加四合院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是由于产生胡同四合院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稳定，胡同、四合院居住者身份的稳定。

 

三、四合院形成的“周易”和风水因素

 

风水是中国古代即已产生的一种生活环境的设计理论，在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风水的理论依据是《周易》。《周易》把阴阳之道推崇为宇宙间的根本定律“一阴一阳之谓道。”?⑩关于将阴阳风水用于营建，《逸周书》：“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变，营邑制……”《周易》是传统文化中最玄奥的理论。几千年来人们试图解释其理论，又说不太清，在实际生活中还受周易理论的支配，这种现象表现在民居建设上，就是风水现象。

 

风水，也叫堪舆。认为住宅或墓地周围的地势、方向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堪舆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曰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汉书》“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而狂。

 

”孟康注云：“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堪舆是造图宅书的神。图宅书已佚，汉代王充引用了几段图宅书的原文。第一段：“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第二段：“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

 

风水千百年来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人们的心理和言行起着深刻的作用。如果从汉代算起，风水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我们至今仍讲不清它的理论和禁忌，但其作用延及至今，对后世仍会起作用。

 

元代因北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明初，朱元璋攻下北平，询问大臣可否在此建都，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故定都南京。为了杀元朝的王气，拆除了元大都的宫殿，把北城墙南移。这些作为显然与风水相关。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元末明初大风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B15?由此可见，风水相士对明初政局的一些微妙影响。

 

明成祖永乐帝靖难之役后，有意定都北京，群臣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

 

明成祖迁都北京，把宫殿建在城正中的中轴线上，又在宫城之北堆筑了一座山(今景山)，作为镇物，以镇前朝残余王气。中轴线正南为承天门——正阳门——永定门，而中轴之北不设城门，以防王气泄露。宫城之东西二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向外延伸到皇城外即受阻隔，也不通向城门，均为阻气。永乐年间修的宫城中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形，体现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理念。

 

历代朝廷都设司天监成钦天监，负责测定阴阳风水，清代：“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在北京城的选址布局和营建，对辨方正位的需求，不仅为良好朝向和组群布局空间组合艺术所必要，更衍为宗法礼制及伦理观念的追求。

 

小到普通住宅，也被视为“人之本，人以宅为家”，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至于帝王之居，历来更必须“天子择中而处”；“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辨方而正则”，“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

 

明代北京城是以《周易》的阴阳八卦思想为基础进行建造的。对称，其指导思想就是风水地理的阴、阳协调与对称平衡。《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九经、九纬”就是以中心轴为对称轴。“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也是阴阳对称观念的反映。对称就意味着调合。

 

以北京为例，南有天坛；西有月坛；东有日坛；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太庙为阴，祭祀祖先。社稷坛为阳，祭祀土地、谷物稷神。对称的中心点，就是风水穴。在风水观念看来，阴阳极是互相对立的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互相依存，不可缺少，阴、阳调合在城市的平面布局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对称。

 

从元明起，北京城有风水镇，相传永定门外烟墩、东直门外铁塔、沙滩银闸、新街口铜井、德胜门外铁影壁为明清京城五镇。(一说：清代五镇为：南为永定门外风火台(火)；北为三海(水)；东为神木厂(木)；西为大钟寺(金)；中为社稷坛(土))。另外，街巷、院落的镇物更是比比皆是。

 

《易经》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住宅讲气色，清代学者魏青江讲：“祯祥妖孽，先见乎气色。屋宇虽旧，气色光明，精彩润泽，其家必发。屋宇虽新，气色暗淡，灰颓寂寞，其家必当退落。一进厅内，无人，觉闹烘气象，似有多人在内喧哄一般，其家必大发旺。

 

一进厅内，人有似无，觉阴阴寒气逼人，其家必渐退败。一进门，觉红光闪烁，霭气腾腾，其家必有非常之喜，登科甲，报升迁，生贵子，发横财。”风水已经把住宅吉凶上升到无以复加之地步，人们无法不重视。

 

北京城四合院风水最讲求的是大门，所谓一门定吉昌。四合院大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重要标志。阳宅三要：“门、主房、灶”及六事：“门、路、灶、井、坑、厕”，门为第一要素。风水学家认为：“大门吉，则合宅皆吉矣。总门吉，则此一栋皆吉矣。

 

房门吉，则室内皆吉矣。”所谓“大门者，合宅之外大门也。宜安于本命之四吉方上，不可安于本命之四凶方上。又须合来龙坐山之吉方，以开大门。又宜迎来水之吉方，以立大门。三者俱全，则得福备”。按照“游年八宅法”的理论，可以将阳宅按九宫格划分，并用后天八卦按方位标定。其中生气、延年、天乙(医)、伏位四个方位为吉方，利于安置大门；同时，如能配合山脉来龙或河流来水的吉方，使得三吉俱备以立大门。

 

风水讲气，宅门为气进出之口，故大门如何设置、处理非常重要。风水学上，以门的前方有明堂(即空场)为吉，以开中门为首选，如前方无明堂，则以开左方门为吉，左方位为青龙位，青龙为吉，而右方属白虎，一般以白虎为劣。

 

北京四合院的大门都在东南角(前左角)，称为青龙门。风水学称这种布局为坎宅巽门，最吉利。风水术最忌后墙，不宜开中门，因为恐怕泄气。故此，北京四合院后门无一开在后墙中部者。风水是一种精神支配力量，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力量。

 

由于宗法与风水威慑作用，人们惧怕一种外来的力量。《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信服了。住在风水勘查过的四合院中，人们心理很满足，很踏实，违背风水，人们就惶恐不安。

 

四合院中另外化解外煞的设置。《阳宅十书》对宅内不吉利的描述：“宅法多端，无一可略。宅内房屋，如龟头、雁尾、披孝之类，一有所犯，辄应凶灾。”??B31?意即宅内房屋如果犯上了“龟头”、“雁尾”等形相，就会有凶灾降临。

 

从审美的心理出发，“龟头”、“雁尾”这一类形相缺乏方正气象，故堪舆家不免要判它为不吉之相了。如风水中房屋主人的命卦与宅卦不合或四合院位置不理想，则用玄关或影壁、屏风来化煞。四合院一门大门之处的空间叫玄关，玄关最大的风水作用是用来化解街道直冲大门的“煞气”。比如，大门正对大路、转角等均视为不利，设玄关就可以改变“外气”的方向，趋吉避凶。同时，玄关又起到了遮掩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北京城里由设计者按《周礼》规划而成，宫城、中轴、里坊、胡同均严格规划，依法而行。但同时也受《周易》之说的思想控制，内含大量风水因素。而四合院则是受封建等级制度和风水因素的控制设计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周礼》和《周易》是相互贯穿，同时并存的。

 

四、余论

 

宗法和风水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由于它们同时存在于胡同、四合院的精神理念中，故合并论述。建筑的精神理念是建筑的灵魂，在建筑本身则是这种理念的物化形态。今天，我们文物遗产保护，却只保护了躯壳，而破坏了它的灵魂。

 

中国建筑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无论城邑、街巷、陵寝、村镇、道路等从遗址到建造，除受到封建礼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外，都受到风水的制约。这也是对许多建筑现象用〖JP2〗科学和艺术无法解释的原因。许多人单从技术角度进行研究，胡同、四合院的规划、布局、建造等，找不出其中的奥秘，又套用宗法的理论。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影响最大，最有威慑力的还是风水因素。

 

《周易》为五经之首，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处世之道。风水之说依据《周易》的理论，提示人们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相辅相成。人生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人们住宅营城是人与自然最紧密的沟通，要“人文化成”，“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们相信，只有遵循古训，才得以“裁成天地之道，相辅天地之宜”。

 

在古代风水理论又被称为“理义之术”，实际上是因为风水理论妥善处理了以《周礼》为鼻祖的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在建筑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历经千百年而不衰，即证明这一天人合一的建筑物化形态契合并满足了世俗观念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需要，这也是风水理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四合院是北方地区主要是北京的民居形式，从古代居住理论来讲，它最符合“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的模式。汉代刘熙论“宅”：“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B34?四合院，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是中国古代建筑精神的最高境界。

 

到20世纪末期，胡同和四合院的使命已经终结了。首先它的灵魂，即《周礼》和《周易》已不存在了，礼、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三千多年的主宰，已随着近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而退出历史。

 

胡同、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化，宗法制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彻底崩溃了，中国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现象在今天中国农村也都没有了。另外，胡同、四合院是古代技术条件的产物，技术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已经抛弃了四合院和胡同。

 

有迹象表明，风水学开始与现代科技结合，出现了环境理论、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的风水〖JP2〗学说，又在新的平台为建筑服务。今天，风水学仍然是建筑师的必修课。本文之所以试从风水宗法角度来分析胡同、四合院，就是相信，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今天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胡同、四合院的本质。